我总习惯称赵家和教授为我的恩师，实际上我却从未在学校里听过他的一节课。许多年来，我是如何同赵老师联系在一起，又是如何与同行者们追随他走上“求仁”之路，其中的点点滴滴仍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一、初见赵老师
说到我和赵老师的缘分，就要从我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书的时候讲起了。
依稀记得在校时，朱镕基院长去老系馆做报告，身边陪着一位老师。听主持人介绍才知晓他的名字叫赵家和，时任经管学院的常务副院长。当时作为一名学生，我只有对老师对领导的敬意。还记得那天他讲话时言语掷地有声，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内容却不怎么记得了。在往后的大学生活中，我和赵老师之间却再未有过什么交集。
在90年代初期，我工作不久就开始从事证券投资行业。时值证券市场起步，入行蛮顺利，给公司创造了不少的收益，公司决定拿出一部分去支持希望小学，我当时就兴冲冲地参与了项目起步的过程，但记得是被当地灌喝得晕头晕脑地回来，后续进程也就只有交给当地去办，没有关心了。
二、偶然重逢，感其关怀
与赵老师重逢——或者说真正地“相识”——是1998年在深圳的一次聚会上。那时，我们几个同学刚创立新同方不久，与业内的朋友在盐田港一家名为师公会的海鲜餐厅聚餐闲聊。股票正聊得兴起时，背后忽然被拍了一掌，“刘迅，你在吹什么牛呢？”回头一看，零字班的赵剑奇师兄笑立在眼前，我这才发觉身后那桌是校友们在给一位老师接风。犹豫半刻，我才依稀认出那是赵老师，脑子里顿时冒出“师”门弄斧这个词，赶紧上前问候。赵老师和蔼地问了问我们当时在做什么，还要了我的联络方式。没想到过了不久，赵老师真到创业的小办公室里来探望我们了，还仔细地询问了我们的投资方法和风控。此后，赵老师不时通过邮件与我们交流对形势、行业和公司的看法，只言片语的往来中，我们总能感受到这位慈爱师长流露出的关怀。
说起我们从事的这个证券行业，那个年代真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印象里伙伴们面对市场波动时，总难免要拿出“搏一搏，单车变摩托”的劲儿来互相打气，但实际上，因为允许融资，所以“最后单车连个轱辘都不见了”的故事在身边比比皆是。面对财富的快速波动，我们经常感叹：潮来潮去，哪里去找定海神针呢。
三、受其之托，代其理财
和赵老师师公会见后，我们有事会找他讨教，尤其是面对一些复杂的宏观问题，他总能找到一些定量的线索帮助我们分析，关键是他还可以跟踪验证自己的假设，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在北京的一次见面中，聊起公司近况时，赵老师认真又打趣地说：“给你们一点钱拿去练手吧！”当时我们都以为老师只是说来鼓励晚辈，不曾想后来真的收到了赵老师汇来的钱款。我深感被老师信任的荣幸，也倍感受长辈托付的压力。赵老师反而在电话里宽慰我们，“就按你们平时的做法去做，别有压力”。
退休后的赵老师因其在国内金融界的名望而受邀远赴美国担任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讲授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践。我虽然知道赵老师在美国能够获得不错的收入，但从他汇来钱款的数目来看，我还是无法想象他与家人在那过着怎样节俭的生活。那时我对赵老师的生活理念还不甚了解，这节俭的印象仅凭猜测而来。直到他2001年从美国归来，才真正向我印证了他节俭的生活态度。赵老师回国后在深圳一家知名的企业做顾问，一年中有几个月居住在深圳。我发现他从来不住酒店，也没有选择安全舒适的高档公寓，而是租住在公司附近能够短租的便宜居民楼里。不仅如此，赵老师还自己置办了锅碗瓢盆、毛巾被褥等生活用品。每当在深圳的工作告一段落打算回北京时，他就会退掉住处，将自己的各种“家当”清洗干净，存放在我们公司的小仓库，等下次来深圳的时候，再把“家当”从我这取走。赵老师节俭到几近“悭吝”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对他的投资目的越发疑惑，我甚至猜测，老师牺牲当期消费用来投资，可能是有更大的支出意向，或许是想投什么大项目吧。
生活如此节俭的赵老师在把钱托付给我之后的几年中，竟从来都没有过问自己的投资收益。那几年间，我们虽联系得不算频繁，但也一直保持着沟通，赵老师依然在专业上给与了我们很多指引。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在2004年北京长城饭店的一次聚会上，赵老师提示我们关注煤矿产业，还耐心地跟我们一起分析。当时因为宏观调控，煤矿产业的盈利压力很大，是周期行业入场的很好时机。我们后来顺着这些线索，挖掘出一批像茅台、中集、伊利等优质而低价的股票，受益匪浅。
四、追随踏上求仁之路
2005年的一天，我发现赵老师的资金已经翻了几番，数值超过了500万元，赶紧兴奋地给老师打去电话。他得知后，只是在电话那头说了句，“嗯，可以做点事了”。却没说想做什么。又过了一段时间，赵老师才终于告诉我答案，他哪里是想投资什么大项目，而是一直打算将这笔钱款用于资助穷苦的孩子求学！
我们这个行业，真是一天到晚在钱眼儿里打转，想的总是怎么让钱变得更多、再多，对于这不断滚动的数字背后蕴藏的意义却想得很少、很少。赵老师的答案对于我们来说，像是在暗室里打开一个天窗，光亮穿过窗户，赋予这些无意义的数字鲜活的色彩，这色彩蕴含着的意义，是我作为学子在清华园受教的时候模糊感受到过的。在被赵老师深深震撼之余，我决定在他需要时定要助他一臂之力。
又过了一段时间，赵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在延庆找到一所合适的学校，打算在那里开展助学活动。后来我才知道，赵老师为了把捐资助学的事情落到实处，为了解贫寒学子的实际学习和生活状况，自己坐着公共汽车一次次地远赴延庆进行实地调研。经调研，他找到了答案，从小学到初中有义务教育，大学有国家的助学贷款，他的钱应该花在穷孩子“最要劲”的高中，这才是“边际效用最大化”。还记得赵老师当时对我说，“我们这点钱，给那些求告无门的困难学生帮一把，能让他们进到大学就好办了”。
于是，在2006年，赵老师的助学项目启动了。经过数月的尝试，他发现由于缺乏监督机制，善款无法最大限度地得到利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通过广告等途径找到了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助学项目，希望借助媒体较为成熟和强大的监督机制来提高助学的效率。随后，我受赵老师之托跟随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前往几个贫困地区考察当地情况，看到有些贫困的学生们每天只有一元钱的伙食费，也看到不少学生为了省钱利用午休时间做饭填肚子。赵老师得知这些情况之后，更加坚定了资助这些追求上进的贫困生的意向。亲眼目睹贫困学生生活的我，也深受触动，不由地追随赵老师走上了这条具有“清华色彩”的助学之路。
2006至2009年间，赵老师和新同方公司共同出资，联合中国教育电视台开展助学活动。还记得在讨论助学项目的名称时，我们都认为取赵老师之名“家和”最为合适，不仅可以冠发起者之名，还可以借“家和国顺”之义。但唯独赵老师不同意，还叮嘱我们一定不能将他的事情宣传出去。最终，赵老师为助学项目取名“兴华”，意在鼓励孩子们为振兴中华而读书，“兴华助学”因此而得名。现在想来，这其实与赵老师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十分相符。此后，兴华助学项目先后在湖北、江西、甘肃等地的70多所学校资助共300多人次，资助款近200万元。许多贫困的高中学子因为赵老师的善举得以继续学业。
经过三年的尝试，我们发现这个助学项目的受助对象分散在全国各地，始终无法形成系统、持久的助学模式，资助的效果也难以跟踪考察。同时，中国教育电视台项目阶段性的结束也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新的助学模式和出路。为此，我们有过几番尝试，还曾在大连的一所高级技校开展过助学，但都未达到期望中的效果。就在这寻寻觅觅中，2009年我们在机缘巧合之下找到了甘肃省白银市实验中学的席明珍校长，席校长先前在其他学校担任班主任时带过参与教委“宏志计划”的班级。受其经验启发，以班级为单位的“兴华助学·新同方班”模式应运而生。新同方班每年在白银市选拔50名家庭贫困但成绩优异的学生，向每名学生提供3000元/学年的助学款。除了经济上的支助外，我们在学生的精神成长方面也投入不少精力，我们每年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与学生开展座谈活动，并先后组织新同方班老师参观上海世博会，组织新同方班学生前往北京参观鸟巢、清华大学。从白银实验中学整班资助开始，兴华助学把捐助范围从全国多地向西部不断聚拢。
在参与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助学项目和找到白银实验中学落实助学模式等尝试的过程中，我渐渐了解到赵老师不希望影响到新同方正常投资管理业务的想法。于是我告诉赵老师，这些事对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新同方健康和持续的成长也是很有意义的。助学项目刚开始时，我也有过类似的顾虑，经常自己悄悄地去做助学的事，但后来新同方的年轻人问我：刘总，为什么不带着我们一起做做这些事情呢，我才发现，其实公司的同事们也有心参与到慈善助学的活动中来。随后，经新同方董事会协商，我们就在公司内部成立了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助学的相关工作。
五、晴天霹雳，强化求仁之念
沉重的打击总是来得令人措不及防。2009年7月，正当助学项目步入正轨的时候，我却从赵老师那得知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他在例行体检中查出了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在向脊椎和脑部转移了。消息降临的那一刻，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回过神来的时候，心中已经涌上滚滚怒意。我忿忿于命运对心怀仁爱的赵老师竟是如此的不公！想到疾病的治疗，我赶紧查了查赵老师的账户情况，发现资产已过千万，足够为赵老师接受最好的治疗提供保障，心情这才稍稍缓和了一些。我稍作整理，立刻带着这个好消息前往北京探望赵老师，可谁知我一提及用账户里的钱接受最好的治疗，赵老师就立刻拒绝了，他嘱咐我账户里的钱要留着，一定不能动。
2011年，赵老师的病情恶化。为使兴华助学更加长久有效地运作下去，赵老师找到昔日的同事及学生——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党委书记陈章武教授，委托他筹划成立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那时，赵老师已经同家人做了决定，打算将理财账户中的所有资金投入助学基金会，后来经陈老师再三劝说，他才勉强同意留下10%，暂时留作备用。这一年恰逢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甘肃的校友听说基金会筹备的消息，都热情表示希望基金会落地甘肃。2012年2月，在甘肃团省委的支持下，甘肃兴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在兰州正式成立。
还记得后来几次去看望赵老师，他半卧在病榻上和我聊助学、聊经济形势，看起来神采奕奕。说起这些热爱的事情，赵老师似乎暂时忘却了病痛的折磨。聊得累了，看着窗外丽日当空，和风拂柳，赵老师微笑着对我和护工说：“我们一起去晒晒太阳吧！”全身洋溢着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也许这正是他润物细无声的力量源泉。即便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赵老师也不曾忘记关爱学生。自患病后，赵老师自学了不少相关的医学知识，经常和我们分享他的所学，还不忘叮嘱我们要如何预防疾病。不仅如此，赵老师对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照拂。还记得那时小女恰逢升学关头，正为专业的选择而踌躇烦恼，赵老师建议小女在感兴趣的文学、史学和法学方向继续深造，小女听取了赵老师的建议，一路走来受益匪浅，至今仍在相关学科钻研深造。
赵老师把太多的爱给了贫困地区求学的孩子，给了身边的友人和学生，却唯独对自己和家人分外苛刻。有次我去北京肿瘤医院探望赵老师，他的夫人和儿子也都在。那天赵老师的气色不好，身体也很虚弱。他们在清华的住所距离医院比较远，为了方便照顾父亲，赵老师的儿子赵强准备在医院附近临时找个地方住下。考虑到照顾病人十分辛苦，我提议找个条件好一点的宾馆，但赵老师并没有应允。探视结束准备离开时，赵老师的夫人——吴嘉真老师还反复叮嘱儿子，“要找个便宜点的招待所”。这份苛于待己、施爱于人的精神赵老师一直秉持到离世，按照他的遗愿，赵老师离世后没有安排任何告别仪式，连遗体都捐献出去用于医学研究。就如同赵老师生前对探病的学生所说的那样，他“求仁得仁，了无遗憾”了。
六、仁爱的种子生根发芽
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多年来，众多友人、校友和学生纷纷加入兴华助学的行列，接力兴华精神。在兴华人的不断努力下，兴华助学基金会秉持着“雪中送炭”的助学宗旨，稳扎稳打地发展至今。兴华助学2019全年发放助学金5,526,000元；正在资助的学生已超过2000人，覆盖19所高中；兴华爱心人士全年召开46场师生座谈会，举办了52场专题报告和讲座。不仅如此，兴华助学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不曾从基金会领过一次工资，都尽其所能地保证善款能够尽数用于受助学生。
让我欣慰的是，追随赵老师一路走来，我看到仁爱化作力量，支持着许多贫困学子完成求学梦想，就在赵老师离世的那一年，白银市实验中学高三年级新同方班创造了该校一个新的高考奇迹，全班43名考生的二本上线率达到97.67%，一本上线率更是高达88.37%；我也看到这份仁爱生出温暖，治愈穷苦学生心灵的伤，我至今无法忘怀，第一次参加这一届新同方班的学生开班座谈会时，孩子们谈起各自的家庭状况，触及心酸之处，哭成一片，当时我还十分担心，第二个学期再去探望时，他们竟已解开心结，欢声笑语，打成一片，似乎在这些孩子的眼里，已经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
更加让我欣喜的是，我也看到赵老师播撒下的仁爱种子渐渐生根发芽，生出更多的仁爱来，温暖着更多人的心灵。这些年来，兴华的受助学子们源源不断地将仁爱之心回馈于社会。成功踏入高等学府的兴华学子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主动回归到夏令营等助学活动中来，以志愿者的身份与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和生活经验；已经步入社会的兴华人纷纷捐出自己的工资，坚定地将仁爱之心传递下去……让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当年在与教育电视台合作的助学项目中，我们资助了一位来自湖北恩施的残疾女孩，之后她考上师范大学，毕业后回到恩施山区，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我们得知她的消息后甚是欣慰，前往学校看望她，考虑到她的特殊情况，想再祝她一臂之力。然而问起她是否有什么需要帮助之处时，她却对自己的需求只字未提，只说想给学生们置办些美术教具，这样就能给他们上美术课了。
这桩桩件件发生在眼前，化作更多仁爱的力量，激励着我在求仁之路上努力前行，新同方也在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和尝试着更加合理有效的助学模式。一方面，我们先后在江西省抚州市第一中学和云南省南涧县民族中学试行了助学励学模式。另一方面，近年来，由于白银市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白银实验中学的贫困生比例也逐年下降。为此，2015年，我们对“兴华助学·新同方班”施行了新同方公司励学金与兴华基金会助学金的资助方式，开启了助学与励学并存的新模式。2019年，我们再次根据白银的实际情况调整助励学计划，经兴华基金会、白银市实验中学和新同方公司三方协商，我们决定对2020年起入学的新生，在年级范围内继续资助贫困生的同时，将更多的重心转向“兴华助学·新同方班”的励学工作，以更多有益学生发展的励学活动取代励学金的发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认为应该更加注重学生的精神成长。除了每年两次与学生座谈的惯例之外，自2017年起，新同方公司每年都为高二年级的“兴华助学·新同方班”举办深圳主题夏令营，并将其打造成我们的特色励学活动。我们为夏令营安排了知名企业参观、清华大学在校生座谈会、义工讲座以及博物馆参观等丰富行程，旨在帮助学生们开拓眼界，并尽可能在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方面给予他们启发，在升学的紧要关头为他们提供更多精神上的助力。
七、吾欲仁，斯仁至矣
回忆与赵老师相识以来的点滴，惊觉这已经是他离开后的第八个年头了。对于我来说，与赵老师故事的开始，也是我求仁之路的开端。追随赵老师的这一路上，我也曾疑惑到底何为仁、何以求仁，直至看到一名又一名的兴华人在赵老师的感染之下踏上求仁之路，我似乎已经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子曰：“吾欲仁，斯仁至矣。”也许从我们开始追求仁爱之心的那刻起，仁就已经扎根在我们的生命中了，求仁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当看到赵老师的仁爱之心播撒出去，生出了更多爱的力量，我更是深深觉得，仁爱之心的感染力更珍贵于仁爱之举本身，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股仁爱的力量，只是需要机缘将其激发出来。
回到当下，疫情当前，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体制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此次面对灾难，我们仍是主要采取了计划性的手段。但受到赵老师仁爱一生的启发，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的空间与机会，激发人们心中仁爱的力量，让这股力量引领更多的个体战胜恐慌、有所作为。所幸目前国内的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相信不久之后，经过疫情的考验的我们，能够以更加强大的姿态应对未来的困难与挑战。新同方也会继续追随赵家和老师的仁爱精神，在求仁之路上坚定地一直走下去。